研究成果日趋丰富
关于“一战”的起源问题，我国史学界基本认同“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论断。20世纪90年代往后，学者们对其他战役诱发成分展开了谈论。如时殷弘《论第一次天下大战的成因——一种宏不雅观阐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认为，欧洲全体社会的机体弊病表现为：同盟—协约两极构造的致命特色、欧洲外交本色和政治机体的堕落、欧洲社会心理的病变孕育了战役的种子。此外，战前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成为谈论焦点之一。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支配了欧洲强国的内外政策（李义中：《民族主义与第一次天下大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
关于“一战”前后的国际关系，海内史学界紧张以参战国为研究单位，以双边关系为研究重点。对战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前，以国际关系趋于紧张、抵牾重重为基调，学者们从各参战国间的紧张关系来磋商“一战”近因。关于战役期间的研究，参战国与中国的关系变革研究（特殊是中日、中美关系）霸占相称大的比重。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紧张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中央进行稽核。另有少数论著从宏不雅观层面磋商一战与国际格局间关系（光仁洪：《均势和一次大战前二十年国际关系的变革》，《天下历史》1981年第2期）。
战役期间各参战国宣扬战研究，近20年来大量呈现。英、美两国的战时宣扬成熟且高效，因而干系研究相对较为丰富。文章多从战时宣扬的手段、目的、结果和影响等方面探寻其与“一战”进程的关系，同时通过这一视角不雅观察民众社会心理的变革。在美国战役宣扬研究方面，多以“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一战时宣扬机构为切入点，以“对华宣扬”为紧张研究主题，如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扬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钩沉了五四运动前夕美国在华设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所宣扬的美国式社会秩序构想并得到国人热烈反响的历史。高莹莹《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则稽核了美国在华对日宣扬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英国战时宣扬的研究，以英德两国战时宣扬比较研究为主。如邢来顺《布赖斯报告：第一次天下大战中英国对德宣扬战的典范》（《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吴文武《国际法、女权保护与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的英德宣扬战》（《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
伴随着欧美“新史学”的兴起，近10年来的“一战”史研究涌现了一种“社会文化”转向，开始关注战役期间的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如妇女、侨民、士兵与战俘、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美和平运动等。在妇女研究方面，妇女选举权、社会地位和就业问题是磋商重点。如陆伟芳《第一次天下大战中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天下历史》2011年第2期）、薛永生《论一战与英国妇女选举权的实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21卷第3期）。这些研究揭示了“一战”期间为了补充劳动力缺口，大量妇女进入工厂，她们对战役和社会的贡献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开拓了视野，自主意识和女权意识增强，从而有了得到选举权的主不雅观意愿和客不雅观条件。关于侨民和战俘的研究，多集中磋商“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对德、奥侨民和战俘的处置及境遇。如郭家宏、李雁《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英国士兵分居补贴制度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参战国研究升温
在专题性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亮点频现的同时，学者们对“一战”各参与国的关注也日益增温，尤其是对中国、美国等“一战”的“配角”倾注了大量研究激情亲切。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和经济强国的英国在“一战”后迅疾衰落，其在经济、政治诸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经济方面，学界多磋商英国战时经济政策和战后经济地位衰落的表现——金融地位、贸易、外洋投资等的下滑问题。在政治领域，自由党的衰落和工党的兴起颇为瞩目，如高岱《英国政党政治的新出发点——第一次天下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面阐述了“一战”对自由党的巨大冲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受到寻衅、自由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工党势力的崛起。
近年来，中国在“一战”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是“以工代兵”的办法参战，但由于英法等国的刻意忽略，长久以来，参战华工成为被遗忘的群体。海内学者通过爬梳大量的档案文献、口述资料等史料，探寻了他们以汗水和鲜血开启近代中国寻求民族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艰辛进程（徐国琦：《中国与一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对付中国参战缘故原由，海内学界多从中国政府由中立向参战的态度转变过程中探寻答案：如海内政治派别的斗争、国际形势的变革、转移海内抵牾的须要、提高国际地位的哀求、日本“二十一条密约”的逼迫、通过参战收回部分列强在华权柄的欲望等。对中国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外交活动的研究，紧张环绕中国中立与参战问题、巴黎和会和紧张外交官的活动展开。“一战”期间海内社会动向和社会思想变迁方面的研究相称丰富。在各种思潮中，以马克思主义、“威尔逊主义”对国人影响的研究最多。“一战”期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冲击，目前以环绕宦海、知识界名流（如孙中山、李大钊、梁启超、严复等）为中央进行的微不雅观研究比较多见。
近10年来对“一战”期间美国的关注度明显增加，研究主题较为多元。关于美国由中立到参战的转变过程，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国家利益和计策考量的结果（史煦光：《第一次天下大战中美国的“中立”与参战》，《天下历史》1985年第10期）。对“一战”前后美邦交际研究呈现出一大特点，即从理念层面来磋商威尔逊空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本色。经济方面，学界紧张关注美国战时农业、税收和银行管理等，学者普遍认为对经济方面的战时牵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战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社会领域，研究者们把稳到“一战”与美国进步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的关系。关于战退却撤退伍士兵报酬问题、德裔移民问题和妇女问题也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尚不成系统。
研究短板尚需加强
40年来，海内“一战”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干系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不断提升。但与国际学界的“一战”研究比较，目前依然存在着某些毛病与不敷，须要新老学者们不懈奋斗、连续努力。
首先，关于“一战”前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尚存在一定不敷。第一，对非直接参战国和欧洲小国的研究相对匮乏。第二，研究的理论基点因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考量，多侧重于政治、外交、经济层面的研究，而对大众社会心理等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相对不敷。第三，短缺涉及从战前到战后的韶光跨度较大、以宏不雅观视角稽核“一战”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许多研究对原始资料尤其是外文文献的利用不敷，过于借重已有的研究成果。
其次，对“一战”各参战国发起的宣扬战研究也存在毛病。如有学者就曾指出：研究工具集中在欧洲国家，片面看重宣扬主体在宣扬活动中的浸染，高度依赖美国方面的档案。同时该领域较难发掘更深层次的历史信息，许多对战役宣扬手段和影响的评价流于表面。在研究主体方面，战时宣扬研究紧张以英美两国为主体，其他国家（纵然是直接参战国）的研究却很少。亟须把稳的是，法国作为“一战”的紧张参战国，在“一战”中的地位与浸染不言而喻，然而对各参战国的研究中，直接涉及法国的研究很少，纵然在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亦如此。
目前我国学界开始对“一战”各国下层社会领域日渐关注，但与传统的研究领域比较，尚未形成规模。近10年来“一战”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中，生理或心态史学、医疗史和环境史研究依然薄弱。
末了，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如何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并得到国际学术界更多的认可，也是值得我国“一战”史研究者们负责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原标题：40年来海内“一战”研究回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柴彬 于润泽
声明：本文图片来自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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